庐山风云:总结大跃进错误主席要负责任

  庐山风云:总结大跃进错误主席要负责任

  实际上,当时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的还是大有人在的。在陕西,对1958年造成的严重后果,当时有的私下讲,有的则公开说,焦点在毛主席身上。若干年后何金铭曾回忆:“我就说过:‘这么大的问题,毛主席要负责任。’反右倾的时候,成了很严重的问题。”

  谁来承担责任?

 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:

  中央觉得,有必要在这一次大会上指出,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、错误,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。最近,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发出的中央文件,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,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所应负的责任。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,中央政治局当然要负责,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,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。

 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,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,因为这几年来,省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。当然这并不是说,省以下的各级负责同志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上,在工作作风上就没有责任了。

  揣摩报告的意思,简单地说,要负责的首先是中央。但这个中央,主要是指中央书记处,中央政治局也有责任,但没有着重强调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责任,倒是谈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各个部。我们今天反复品味其中的行文,感觉中央的检讨,是很掌握分寸的。

  在讨论时,大多数人比较温和,更多的是作自我批评,但也有些语言比较激烈。

  西北地区有人提出:“左”的错误时间这样长,这样严重,为什么这样难于纠正,原因何在?应该说清楚。浮夸风为什么这样大,这样普遍?不和政治上、组织上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。还有人问:不实事求是的作风,为什么成为全党性的?

  在讨论中,甚至有人对错误的性质提出质疑,华北地区有人提出: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,是执行中的问题,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?这几年造成的损失,不次于三次“左”倾路线造成的损失。有人问,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,死了多少牲口,这笔账应算清楚。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,社会主义的心脏,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。现在食堂虽然大部分解散了,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?是中央错了,还是地方错了,应讲清楚。

  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提出:死官僚在中央、省、地三级,不要在下边找。1961年中央提出反对死官僚时,挨整的往往是县以下的干部,包括县委书记。湖北的同志对此表示不满。

  对于这样的问题,有人讲得更明确一些。他们说:这几年许多问题的产生,根子在上边,但历次政治运动,却常常是整下不整上,所以许多毛病是一犯再犯,越来越严重。

  这样的议论,其矛头显然是直指中央,希望中央多担责任。

 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。他说:中央、地方责任是三七开,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。他认为,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,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做检讨,也应做书面检讨,中央书记处的检讨,是不深刻的。

  在从现存报告稿中,找不到“中央、地方责任三七开”这样的话,但以陶铸的身份似不会随便说话,应该是有来由的,只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。陶铸身为地方大员,对中央政策的来龙去脉,应比一般的省委书记要清楚。他在这里强调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,又说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,可谓是这次会上的大胆之言。不过他所追究的“上边”,看来也就到书记处为止了,并没有超出书面报告的范围,但他强调“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”,也属难能可贵。

  西北有人提出:毛主席在1958年让试办公社,后来下边一下就干起来了。郑州会议时,才提出公社三级所有制,1958年北戴河会议并未这样提出,责任究竟在哪里?

  这样提问题的,言下之意,是说毛泽东当时提倡办人民公社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,具体政策没跟上,因而带来了很多问题。实际上,当时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的还是大有人在的。在陕西,对1958年造成的严重后果,当时有的私下讲,有的则公开说,焦点在毛主席身上。若干年后何金铭曾回忆:“我就说过:‘这么大的问题,毛主席要负责任。’反右倾的时候,成了很严重的问题。”

  为承担责任,国家计委主动检讨说:高指标是计委提出的,应当由计委负责,过去我们编计划,没有进行调查研究,没有做好综合平衡,往往是匆匆忙忙地将计划提交中央,强迫中央签字。犯错误的原因,主要是我们思想上有主观片面性,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没有好好学习,领会不深。如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,主席在1958年曾提出1500百万吨,如果当时按主席指示布置工作,基本建设的摊子就不会铺得那么大,浪费了人力和物力。长期计划也是如此。我们的计划工作搞了四年多,翻来覆去,现在的长期规划还是2000万吨钢,可见还是主席英明正确。

  对在编制生产计划时出现的高指标,计委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计委的责任,一方面表现为缺乏经验,脑子跟着发热;一方面也表现为没有自己的主张,而是迎合领导的意思报计划,当然也有迎合不准的时候。有几次,毛泽东想把钢的指标降下来,可是计委告诉他可以完成。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后来总是不满计委的工作,“鸡蛋里挑骨头”的原因之一。

  国务院系统工交组提意见说,政治局和书记处担负责任的字句,应该从报告中去掉。如果中央一定要担负责任,最好把各部门的责任也写上去,或者由工业交通口的代表在会上讲一下各部应该承担的责任。

  从上述情况来看,大会上的议论,既有认为中央承担责任不够的,也有作自我批评的,还有要求对一些责任问题定性,或者要分清责任的。国务院一些部门主动要求在大会做检讨,也折射出在错误面前,大家不是互相推诿,而是积极承担责任的良好风尚。大会讨论时,还有一些人对领导机关提出了建议,他们希望提倡说老实话的同时,要提倡听老实话;反对报喜不报忧的同时,要反对听喜不听忧。对中央提倡的“三不主义”、“五不怕”精神,有人说这不是解决畅所欲言的关键,关键是上面对待批评的态度。

  这些意见显然都比较大胆、尖锐,刘少奇在做大会口头报告时,大多对此作了解释和说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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